中國勞動透視現招聘以下職位：
項目幹事/高級項目幹事 (2名)
多數精神科醫師認為，壓力的發生與個人應對能力與社會支持系統有關，無法歸於單一工作因素。這種僅從個人因素來理解精神疾病的保守看法，嚴重缺乏整體社會勞動脈絡的觀點，又怎能提出根本預防憂鬱症及自殺的防治政策？
台灣的這一歷程，講述的不僅是勞工爭取讓資方、政府正視經濟發展對勞動階層造成的精神傷害，承擔賠償與預防責任；更是在影響社會從勞工視角重新理解精神疾病，反思汙名，以及「只見個人、不見體制」的精神疾病認知。
“她希望透過政府部門，判定呢個係工傷，帶出其實職場欺凌導致的精神問題都是工傷，唔係只有肢體受傷先至係工傷。”
我在過往阿熊組織的看似看不到「成果」的抗爭中，看到了一些還在生長的果實。比如，一群有行動意願的外送員們在網絡上走到了一起，形成了一些聯結，這些聯結亦將會成爲未來漫長抗爭的基礎。同時，作爲勞動者的我們在行動的過程中，也找到了一些力量感。
即使這已經是一個網絡行動的年代，但人與人切實的聯繫仍然是寶貴的、關鍵的、是團結行動的一個重要的基礎。
平台不去思考配送機制的問題，了解外送員真實存在的困難，投入成本改進算法錯漏，加強對外送員的支援，衹想通過成本較低的懲罰性手段來「逼迫」外送員接下不合理的訂單，才是真正的「懶惰」。
近年來，Foodpanda的服務費用計算方式經歷了巨大的轉變：從基本時薪加統一送餐費，轉變為按送遞距離計算每一訂單的費用。平台稱，目前的計薪方式「更公平、更有彈性、更高透明度、以表現主導」。然而，現時的計算方式不但不合理，在缺乏基本時薪、外送團隊無限制擴大、訂單減少的情況下，外送員也正面臨時薪壓低、工時延長、過勞風險增高的困境。
對平台而言，外送員就是一個去除了「人」的面目的數據而已。這一數據排除了性別、種族、性取向等身份差異，只有如何將勞動力轉化成利潤才是被平台所在意的。這一面是異化，一面卻是解放：平台經濟似乎給飽受歧視之苦的人提供了一個收容之處。
近幾年來，外送平台也在不斷修改協議、改變管理模式，以讓外送員變得更像是一位「自僱人士」，減少平台所需要承擔的責任與法律風險。隨著協議的更改，外送員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下，將更可能被「合法」地剝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