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數精神科醫師認為，壓力的發生與個人應對能力與社會支持系統有關，無法歸於單一工作因素。這種僅從個人因素來理解精神疾病的保守看法，嚴重缺乏整體社會勞動脈絡的觀點，又怎能提出根本預防憂鬱症及自殺的防治政策？
台灣的這一歷程，講述的不僅是勞工爭取讓資方、政府正視經濟發展對勞動階層造成的精神傷害，承擔賠償與預防責任；更是在影響社會從勞工視角重新理解精神疾病，反思汙名，以及「只見個人、不見體制」的精神疾病認知。
“她希望透過政府部門，判定呢個係工傷，帶出其實職場欺凌導致的精神問題都是工傷，唔係只有肢體受傷先至係工傷。”
即使這已經是一個網絡行動的年代，但人與人切實的聯繫仍然是寶貴的、關鍵的、是團結行動的一個重要的基礎。
平台不去思考配送機制的問題，了解外送員真實存在的困難，投入成本改進算法錯漏，加強對外送員的支援，衹想通過成本較低的懲罰性手段來「逼迫」外送員接下不合理的訂單，才是真正的「懶惰」。
近年來，Foodpanda的服務費用計算方式經歷了巨大的轉變：從基本時薪加統一送餐費，轉變為按送遞距離計算每一訂單的費用。平台稱，目前的計薪方式「更公平、更有彈性、更高透明度、以表現主導」。然而，現時的計算方式不但不合理，在缺乏基本時薪、外送團隊無限制擴大、訂單減少的情況下，外送員也正面臨時薪壓低、工時延長、過勞風險增高的困境。
對平台而言，外送員就是一個去除了「人」的面目的數據而已。這一數據排除了性別、種族、性取向等身份差異，只有如何將勞動力轉化成利潤才是被平台所在意的。這一面是異化，一面卻是解放：平台經濟似乎給飽受歧視之苦的人提供了一個收容之處。
歐嘉泳
2021年5月4日
在疫情下，食品速遞行業逆市發展，越來越多市民成為外送員。根據文匯報2020年2月報道，Foodpanda外送團隊已達4000人，並預估在2020年底達8000人。根據香港01於2020年9月的報道，Deliveroo外送員總人數也已超過7000人。可預見的是，食品速遞員的從業人口將不斷擴大。
虽然尘肺患者均存在健康状况问题，濒临丧失劳动能力或丧失工作动力，大多已不再就业，但迫于生存压力，仍有部分患者尝试再就业，而再就业却难上加难，存在“做不了和没人要”、“收入水平低”、“二次职业危害风险”等问题。
根據香港01的報道，2020年被報道的外賣員交通意外達11宗，受傷情況從手腳多處受傷、骨折、頭部出血乃至昏迷，見見觸目驚心。Foodpanda步兵阿雯在入行後，在騎手步兵群內見證著工傷如何頻繁出現在速遞員的職業生涯中。而更令人心涼的是，Foodpanda要求簽訂的《獨立承包（自僱人士）協議》，讓速遞員陷入缺乏保障的處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