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的這一歷程，講述的不僅是勞工爭取讓資方、政府正視經濟發展對勞動階層造成的精神傷害，承擔賠償與預防責任；更是在影響社會從勞工視角重新理解精神疾病，反思汙名，以及「只見個人、不見體制」的精神疾病認知。
我在過往阿熊組織的看似看不到「成果」的抗爭中，看到了一些還在生長的果實。比如，一群有行動意願的外送員們在網絡上走到了一起，形成了一些聯結，這些聯結亦將會成爲未來漫長抗爭的基礎。同時，作爲勞動者的我們在行動的過程中，也找到了一些力量感。
平台不去思考配送機制的問題，了解外送員真實存在的困難，投入成本改進算法錯漏，加強對外送員的支援，衹想通過成本較低的懲罰性手段來「逼迫」外送員接下不合理的訂單，才是真正的「懶惰」。
近幾年來，外送平台也在不斷修改協議、改變管理模式，以讓外送員變得更像是一位「自僱人士」，減少平台所需要承擔的責任與法律風險。隨著協議的更改，外送員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下，將更可能被「合法」地剝削。
虽然尘肺患者均存在健康状况问题，濒临丧失劳动能力或丧失工作动力，大多已不再就业，但迫于生存压力，仍有部分患者尝试再就业，而再就业却难上加难，存在“做不了和没人要”、“收入水平低”、“二次职业危害风险”等问题。
疫情對職工勞動條件的負面影響有所減弱，但疫情也長遠影響著生計。
疫情后，在這類型單位中工作的個人若面臨解僱、欠薪等問題，其背後涉及的問題也不單單只是因為疫情對經濟的衝擊，還有可能與一些長久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相關，如政府缺乏對非正規勞動關係進行監管，零散工、短期合同工人權益缺乏來自法律法規的保障。
女性職工經濟的改善，需要行業打破職場中的性別不平等。
根據本調查的研究結果，大量企業存在非法解僱、降低薪酬、拖欠工資等行為。可見，問題是出於執行與監督上。疫情后，勞資糾紛案件必然大量湧現。勞動行政部門以及司法體系是否能保障到權益受到損害的職工，仍然是一個問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