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自由」，也是我從媒體上、從其他速遞員口中最常聽到的一個與行業相關的形容詞。當我成為了一名速遞員，我卻發現，我是受到多重的支配的。「缺乏選擇」、「不得不」、與無奈是我最常體驗到的情感。「自由」，突然成為了一個讓我困惑的陌生概念。
疫情對職工勞動條件的負面影響有所減弱，但疫情也長遠影響著生計。
在我們從塵肺病家庭子女收到的攝影作品中，“高考”、“努力學習”、“自律”是被反復提及的關鍵詞。這些詞指向的是一條相似的人生道路、孩子與父母的共同期待：要多念一些書，擁有更多的知識，找到一份好的工作，分擔家裡的負擔。
如一位塵肺病工友所說的，孩子們“不希望重複他們父母沒有文化的老路，只能做一些苦工，低下的工作，”在勞動權利無法被保障的工作環境，磨損自己的身體。
家裡咳嗽聲起、父母頻繁出入醫院，是許多職業病家庭中的孩子，慢慢意識到生命中有一些東西在悄然轉變的時刻。
職業病影響的從來不是個人，而是整個家庭。許多父母擔心孩子無法承受職業病帶來的沉重，選擇了沉默與忌諱。但是，大人們不說，孩子們真的什麼都不懂嗎？
我們關心，在職業病家庭中成長的孩子，他們眼中的世界是怎麼樣的？他們最想用照片記錄些什麼、講述些什麼？
疫情后，在這類型單位中工作的個人若面臨解僱、欠薪等問題，其背後涉及的問題也不單單只是因為疫情對經濟的衝擊，還有可能與一些長久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相關，如政府缺乏對非正規勞動關係進行監管，零散工、短期合同工人權益缺乏來自法律法規的保障。
女性職工經濟的改善，需要行業打破職場中的性別不平等。
根據本調查的研究結果，大量企業存在非法解僱、降低薪酬、拖欠工資等行為。可見，問題是出於執行與監督上。疫情后，勞資糾紛案件必然大量湧現。勞動行政部門以及司法體系是否能保障到權益受到損害的職工，仍然是一個問題。
